李元芳的兄弟（李元芳兄弟传小说下载）

现存三种明刻本的《长物志》，其中一种明代木版的除各卷均注雁门文震亨编、东海徐成瑞校外，每卷的卷首还注明有一位审定人，分别是：卷一，太原王留定；卷二，荥阳潘之恒定；卷三，陇西李流芳定；卷四，彭城钱希言定；卷五，吴兴沈德符定；卷六，吴兴沈春泽定；卷七，天水赵宧光定；卷八，太原王留定；卷九，谯国娄坚定；卷十，京兆宋继祖定；卷十一，汝南周永年定；卷十二，兄震孟定。并有序言曰：“弟吴兴沈春泽书于馀英草阁。”[1]这组早期版本中的重要信息显示出《长物志》在完稿之时曾广邀当世名士为之审定其稿本，尽管清供、清玩、清赏之类的展示和营造生活情趣的书籍至少自宋代以后就风行了，而在文震亨撰写《长物志》之前，已有类似如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槃馀事》等煌煌巨著，但把这些清赏之物明确定位为“长物”，并为之如此郑重地营造一种“名人效应”，《长物志》恐怕还是开风气之先。而我们通过对这些作为《长物志》各卷审定人物的群体性特征的解读，正好可以作为理解明代中后期“长物”观念形成和传播方式和轨迹的关键之钥。

一

明版《长物志》各卷的这十一位审定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王留（生卒年不详），明苏州府长洲人，字亦房，王穉登子。以诗名，有隽才，科举不得意，卒年不满四十。[2]

潘之恒（约1536-1621），字景升，号鸾啸生，冰华生，安徽歙县、岩寺人，侨寓金陵（今江苏南京）。明代戏曲评论家、诗人。明嘉靖年间，官至中书舍人，得汪道昆保荐，入“白榆社”。两试太学未中，从此研究古文、诗歌，恣情山水，所过必录。与汤显祖、沈璟等剧作家交好。曾从事《盛明杂剧》的编校工作，撰有《叙曲》、《吴剧》、《曲派》等剧评，均收入《亘史》、《鸾啸小品》两集中，撰有诗集《涉江集》。晚年与黄山结下不解之缘，在黄山汤泉附近建“有芑堂”，广邀宾朋、名人游黄山，又于万历年间重编黄山志，取名《黄海》，随撰随刻，至去世未完稿。[3]

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一字茂宰，号檀园、香海、古怀堂、沧庵，晚号慎娱居士、六浮道人，南直隶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侨居嘉定（今上海嘉定），明代诗人、书画家。三十二岁中举人，后绝意仕途。诗文多写景酬赠之作，风格清新自然。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合称“嘉定四先生”。擅画山水，学吴镇、黄公望，峻爽流畅，为“画中九友”之一，亦工书法，撰有《檀园集》。[4]

钱希言（1612年前后在世），字简栖，吴县（一作常熟）人，明代文学家、小说家。博览好学，刻意为诗。恃才负气，人争避之，卒以穷死。著有《狯园》十六卷，皆记当时神怪之事；又有《戏瑕》三卷，《剑荚》二十七卷，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还有《辽志》、《桐薪》、《听滥志》等传世。[5]

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代文学家，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中举人。其父、祖皆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沈德符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在国子监读书，精通音律，熟谙掌故。其所撰《万历野获编》多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国故，并保存了一些有关戏曲小说的资料，除《万历野获编》外，还著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6]

沈春泽（生卒年不详），字雨若，江苏常熟人，移居白门（今南京）。才情焕发，能诗工草书，善画兰竹，得赵孟頫遗意。[7]

赵宧光（1559–1625），字凡夫，一字水臣，号广平，又号寒山梁鸿、墓下凡夫、寒山长。南直隶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国学生。与妻陆卿隐于寒山，读书稽古，精于篆书，夫妇皆有名于时，有《说文长笺》、《六书长笺》、《寒山蔓草》、《寒山志》等。[8]

娄坚（1554-1631），字子柔，一字歇庵。祖籍长洲，徙江东（今高桥镇），后徙嘉定城南。年五十，贡于春官，经明行修，擅诗古文辞，从归有光游，融会师说，成一家言。诗律在元和长庆间，古风尤胜。书法大苏，妙绝天下，尺书寸简，人争传购。与同里唐时升、程嘉燧并称练川三老。谢三宾合三人及李流芳诗文，刻为《嘉定四先生集》，著有《学古绪言》。[9]

宋继祖（生卒年不详），四川汉州人，进士，授定海令，志大才敏。[10]

周永年（1582-1647），字安期，周用曾孙，吴江松陵人。七岁入学，十二岁能赋诗作文，补苏州府学博士员，于科场无缘，每试都名落孙山。虽为诸生，但对朝野要务、兵农水利皆有深入研究，与佛门中人多有交往。死时家徒四壁，无以为殓。著有《词规》、《邓蔚山寺志》、《霓丘山寺志》、《中吴志余》、《吴郡艺文志》、《松陵先哲咏》等及读经史数十种。[11]

文震孟（1574-1636），初名从鼎，字文起，号湘南，别号湛持（一作湛村），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曾孙。天启二年殿试进士第一，状元。历官修撰、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有《姑苏名贤小记》、《定蜀记》。[12]

二

上述各卷标明的审定人，从时段上来说，都大致与文震亨（1585-1645）所处的时代相同，即明代的嘉靖以后至明亡这段时间。此时，江南社会经济与商业相当发达，以苏州为引领的文人之风也渐趋鼎盛，但由于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限制和明中叶以后朝廷政治的日渐腐败，大量文人赋闲在野，悠游林下。他们在官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作为，即便如文震亨之兄文震孟曾于天启二年（1622年）状元及第，并授翰林院编修，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也曾长期处于一种屡试不第的状态，而到考上状元被授官后，明王朝已处于岌岌可危之势，距离灭亡也不远了。而文震亨本人，终其一生也未考取什么功名，只在崇祯十年（1637年）时因为祖荫才选授陇州判，后又改授武英殿中书舍人，协理校正书籍事务，六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在朝为官的时日，却也不过短短的四五年时间。这十一位审定人中，与他相似的情况不少，如潘之恒、李流芳、沈德符、娄坚等人，皆有过中举并被授官的经历。不过大概是因为干得不开心，当然更多的也是因为当时十分动荡的政治环境，他们最后又几乎都选择了绝意仕途，归隐山林。

不过，尽管这些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什么官员的身份，但也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当朝的一介名士。这当然首先还是得益于他们显赫的家室。比如文震孟、文震亨兄弟所在的文氏家族，为明代苏州一地之郡望，其原籍湖南衡山，自文震亨六世祖文惠始迁居吴中，入长洲县籍。文震亨的高祖父文林，字宗儒，明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进士，官至温州府知府。文震亨的曾祖父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号衡山，从吴宽学文章，从李应桢学书法，从沈周学画，以书画诗文四绝称雄吴中，正德末以岁贡生荐试吏部，授翰林院待诏。祖父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子、国子先生，明经廷第一，授浙江秀水县学训导，官国子监博士，善书法，尤长篆刻，被誉为吴门派鼻祖。伯公文嘉（1501-1583），即文彭弟，字休承，号文水，官和州学正，擅画山水，能诗善书，精于鉴别古书画。文彭、文嘉的表兄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号五峰、葆生、摄山老农，诸生，善画山水、人物，亦能诗。父文元发，字子悱，号清凉山人，官至河南卫辉府同知，亦以书画诗文著称于世。文元发的从弟文元善（1554-1589），字子长，号虎丘。善书画，山水、木石逼肖其父文嘉，殊多逸致，王穉登铭其墓，称画品第一，书品第二。叔父文肇祉（1519-1587），字基圣，号雁峰，官上林苑录事，善诗文。[13]

其余几位审定人，也无一不是身世显赫的簪缨之族。如王留是明代后期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王穉登（1535-1612）之子。[14]潘之恒的先祖中，五世祖潘洋发是一代名儒，曾祖父潘增寿、祖父潘侃都是徽商中的成功人物，也是亦儒亦商的当地郡望。[15]李流芳出生于嘉定南翔一户官宦人家，祖父李文邦为迁翔始祖，任成山卫指挥使，封赠公爵。父亲李汝筠系县学生。伯父李汝节是嘉靖进士，官至安吉知州。堂兄李先芳，万历进士，四川参议。李流芳兄弟四人：长兄李元芳，诸生，诗人；仲兄李名芳万历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弟李三芳，定海县丞。[16]钱希言的祖先为常熟钱氏奚浦一派，相传为吴越王钱缪之后，自他的五世祖钱泰开始，家道日渐显赫，成为当地望族。钱泰曾以举人为承事郎，儿孙中的钱元祯、钱体仁皆中举人，至他的曾孙辈，也即钱希言的叔父，考上进士的就有钱顺时、钱顺德、钱之选等。[17]沈德符的家族即有“江南沈最盛”的长溪沈氏，至沈复始大称望族，自沈谧而下至沈自邠，起家进士三世，极盛之时，“累世鼎贵，僮奴数千指，江以南名家，屈指长溪沈氏。”[18]赵宧光则是宋太宗赵炅第八子元俨之后，宋王室南渡，留下一脉在吴郡太仓，便有了晚明时期吴郡充满传奇色彩的赵氏一族。[19]娄坚祖上曾为宫廷御医，后世代行医，父亲娄巽之为嘉定神童，未成年时，已补博士第一。[20]

当然，使他们有资格成为当朝名士的，绝不仅仅只是其父祖之辈的荣光，而根本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被时人所认可的各种成就。如潘之恒一生喜游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广交文友、曲友，每到一地，便选伎、征歌，品艺、品艳，观摩当地的戏曲演出，在丰富的观剧实践后写出《鸾啸小品》与《亘史》两部极富独到见解的表演论著，提出“传神”的一系列要求，演员需要具备的才、慧、致等素养，对唱曲、念白、身段等表演技巧作了具体论述，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戏曲评论。[21]

钱希言是明代著名的小说家，一生笔耕不辍，著有《狯园》、《桐薪》、《戏瑕》、《听滥志》、《桃叶编》、《二萧篇》、《讨桂编》、《织里草》、《辽邸记闻》等，晚年将之编为《松枢十九山》。其中又以小说成就最引人注目，其种类多样，风格各异，在明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志怪小说《狯园》，取材广泛，文采斐然，涉及神仙道化、释异报应、淫祀妖怪、奇闻异事等内容，有较强的游戏色彩、教化特色以及师法传奇的创作追求；而笔记小说《桐薪》，内容包罗万象，具有较强的“格物”性质；志怪小说《听滥志》，着力刻画了一个跟现实生活相交织的神灵世界，体现了作者从“鼠思泣血”到“抒其愤懑”的心灵历程。[22]

沈德符撰述的《万历野获编》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史传笔记，共记事1400余条，内容十分广博繁富，桐乡钱枋曾概述曰：“此编，上自宗庙百官，礼文度数，人才用舍，治乱得失；闾闱琐语，齐谐小说，无不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有关明代的各朝大事、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社会奇闻、风俗习惯，无不毕载与辨证。同时，沈德符也是晚明著名的曲论家，他所提出的“元以曲取士”，以及把“本色”、“当行”作为品评戏曲的的标准，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3]

赵宧光是晚明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以草法明显、微带隶意以和取法秦篆、鼎彝的风格独特的“草篆”名世，并著有书论名著《寒山帚谈》，建立了以篆书古法为基础的关于崇古、格调、变通等书法思想。[24]

娄坚早年从归有光游，《明史·文苑传》附载《有光传》中，称其与唐时升、程嘉燧号“练川三老”，又与时升、嘉燧及李流芳号“嘉定四先生”，几人之中，独以娄坚能融汇师说，成一家之言。其诗文古雅平和，以真朴胜人，并有自得观、以“意”为主、文风追雅驯等诗文理论。[25]

而被钱谦益誉为“有高世之志，才气宏放，不可绁覆”的李流芳，则是一个在绘画、诗文、书法、制印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的全才型文人画家。李流芳的山水画成就极高，师法造化，广习名家，早期的画风缜实、构图严密、刻划精细、笔意工整，晚年则愈老愈见精神，“墨沉淋漓，如山雨欲来，苍翠若滴”。其书法规摹东坡，用笔圆润、遒劲而以气韵取胜。篆刻受文彭影响，“不择石，不利刀，不配字画，信手勒成，天机独妙。”[26]诗文则雍容典雅，至性至情，溢于楮墨之间。[27]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在诗、书、画、印、笔记、小说、戏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每一项都足以成为文艺领域某一个学科的开山鼻祖，都可以奠定其在此领域的“教主式”的地位，想来他们应该是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然而，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这些审定人里面，名气最大、文艺才能最为突出的李流芳，虽然书画诗文皆工，但穷老不遇，放浪形骸于吴山越水之间。明末名士嘉定知县谢三宾曾说李流芳“文章书画绚烂海内，其徒盗窃名姓及摸勒炫售者，犹足以奉父母，活妻子，而长衡身没之日，园亭水石图书鼎彝之外，籯无一金，廪无釜粟”[28]，其晚景凄凉，可见一斑。李流芳从未将寄兴遣怀的书画之事作为干谒手段，他甚至明确反对：“君不闻，京师画工如布粟，闽中吴彬推老宿。前年供御不称旨，褫衣受挞真谷畜，此事下贱不可为，君但自娱勿干禄。”[29]这也是晚明名士的风气，不留意功名、不关心世事，造就了他们自由而张扬的个性与气质，也成就了流光溢彩的日常书写和丰富而敏锐的艺术表现力。

三

《长物志》其实就是在晚明这种“不务正业”的士风之下形成的，名曰“长物”，正如沈春泽在序言中云：“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锁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踰拱壁，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30]“长物”即多余之物，典出《世说新语》王恭之语，沈春泽说其集聚天地之精华，可为慷慨不平之寄寓。实际上，关于清供、清玩、清赏的对于寄兴遣怀的意义，明人实践得最多，也开掘得最深。费元禄说士人的“游道”有三，即天、神、人，而其中人的游道是“抗志绝俗，玩物采真”[31]，即玩物非但没有“丧志”，而且还能“采真”，从中获得人生的真谛。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槃馀事》、张应文的《清秘藏》、程羽文的《清闲供》、董其昌的《古董十三说》、陈继儒的《岩栖幽事》、《太平清话》等，均是这种营造高雅趣味的文人生活教科书。

《长物志》中的某些文字，虽然也有摘录前人的嫌疑，但绝大部分其实还是文震亨个人闲居生活的一种总结和提炼。我们前文已经提到，综观文震亨六十载的人生经历，虽然自始至终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投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但实际在朝为官的时日，却不过短短的四五年，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耕读、避乱与隐退中度过的。因其这种生存状态主要表现为赋闲在野，又往往将此称之为“闲居”。对于有意于仕进的文人来说，闲居是和出仕相对应的暂时状态，这种状态可在出仕前，也可在两次任职的中间，亦可在彻底绝缘于仕途之后。当然，彻底绝缘于仕途乃是后话，闲居状态中的文人，无论其再入仕途的希望多么渺茫，他们总是不会彻底放弃仕进的念想，这便使得多数官僚的仕宦生涯带上了时出时隐的味道。如此看来，文震亨的闲居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天启元年（1621年）以诸生卒业于南京国子监后到崇祯十年（1637年）选授陇州判之前，其间在天启四年（1624年），“试秋闱不利，即弃科举，清言作达，选声妓、调丝竹，日游佳山水间”[32]，并在此时见证经历了胞兄文震孟从天启二年（1622年）十次会试失利后终于状元及第并授翰林院编修到崇祯九年（1636年）卒的叠经起落的仕宦生涯。“寻值逆阉擅政，捕天下贤士大夫杀之狱，文肃公（震孟）旦夕虑不免，公乃归故园侍文肃公”[33]，虽然如此，震亨亦受牵连，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吏部郎中周顺昌因反对阉党而被捕，百姓为之聚集鸣冤者达数万人，震亨和杨廷枢、王节等均参与其中，并向巡抚毛一鹭呼吁，希望能为之伸冤，毛虽吓得战战兢兢，却也未置可否。直到隶役把周顺昌铐起来，颜佩韦等带头反击，旗尉李国柱当场被打重伤后毙命，毛一鹭上疏言震亨、杨廷枢乃事变之首，应予惩办，幸而当时东阁大学士顾秉谦的门客与其亲善，才得以免罪。第二阶段闲居时间较短，起自崇祯十五年（1642年）于蓟州劳军后给假回苏州原籍，直至隔年（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嵩在南京即位才获复职。第三阶段闲居是在福王召之复职后不久受阮党追杀东林党人而牵连获罪又得以幸免后，辞官隐退直至最后就义。

在文震亨不多的存世诗作中，却有为数不少的诗作是在书写这种闲居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侯广成衙斋看弈》：“至理惟应静始知，官闲客冷最相宜。藏机妙若忘机者，注想全于非想时”[34]；《秦淮女郎范双玉善书画索诗》：“林下风存冠狭斜，自然骨格带烟霞。书临锺傅今宣示，画本倪迂女大家。蛩逓秋声来枕簟，鸟啣幽梦入窗纱。谁同韵事分淸福，静对人间品外花”；《蚤冬顾与治社兄招同葛震甫刘今度邹满字杨曰补杜集小阁看黄叶香橙对菊》：“万卷能藏小阁中，更容山翠在墻东。橙香似爲高人供，菊冷惟邀静者同。尚想寒松听旧雨，偶然黄叶话宗风。因君分得幽居乐，令我都忘客计穷”；《寒夜同容自孩未集之三先生集太蒙先生斋中集之韵》：“羁也终何取，诸公不鄙夷。久淹非失计，饮别亦无词。缸热香分品，杯停茗独饮。惟应惭击钵，高韵恐难追”；《看眉生画兰》：“双钩已胜马家湘，墨叶分明似子昂。亲见吮毫良久态，妒他笔亦近脂香。……国香传入画图中，车马门前流水同。能事最为纤手累，熏炉火烟不曾烘”；《社赋春雪四首》之一：“橘叟覆前局，玉尘飞作花。一帘粘蝶翅，三日杜蜂衙。轻薄犹先絮，消融或漏沙。斯时游子目，芳草未天涯”；《社赋蚤春郊游闻鸟鸣缓辔晚归》：“或命巾车或杖藜，春畴未事且郊西。谁将细管调禽舌，尚少飞花骤马蹄。……”《社赋月下观梅醉吟》：“自与梅花问独醒，影参差处月中庭。傲他风雪犹多日，更莫相逢是酒星。”《过孩未先生见兰梅纷侍香茗独清悠挽阮太翁》：“推枕方知梦已醒，去来何恋委然形。留书别友无多语，遗训传家戒不经。犹想聚星曾此地，岂堪落月又虚亭。抑情欲慰支床甚，话到山阳泪自零。”《过丁萝月司农衙斋看奇石》：“圭组文人自羽仪，含香誉望冠当时。轴帘分遣千花侍，入座旁妆五岳奇。金石录中朝共夕，有无声里画兼诗。亦知不独才华美，能与君王佐度支。”《三月三日与治招同社集市隐园修褉各赋四言》：“昔我来游，空林已霜。今我来游，夭桃始芳。交交黄鸟，集于苑杨。其雨如丝，涤此春阳。偕我同人，陟彼崇冈。以泳以游，泛舟泂翔。中林有堂，于焉豆觞。洽我话言，以代鼓簧。……”《中元日邀僧佛礼》：“顶礼慈光有所祈，依人何似佛堪依。全从徃事忘恩怨，欲向多生忏是非。岀世未能身渐老，利他无力愿多违。香林洗钵曾留约，惭负靑山久不归。”《中秋社集得虞字韵是夕无月以流氛警夜》：“不吐清光掩夜珠，雨廉纤后月糢糊。旧交已见人皆老，醉尉应诃客有逋。如此江山归战伐，可堪勋业到屠酤。东南群彦尊前在，节序能忘感慨无。”我们仅仅只是浏览一下这些诗作的题目，习字、作画、对弈、赏石、校书、品茗、饮酒、礼佛、观梅弄菊、登高望远、外出踏青，闲适的心情处处流露，雅致的品味时时展现，一派引人入胜的世外桃源。

这些优雅讲究而又充满了文人情趣的闲居生活，成为文震亨写作《长物志》的现实基础。当然，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生活实践，《长物志》中的若干片断在叙述清雅环境的建构和鉴赏时，也就不会如此文采清丽、精致可爱且富有深厚的人文意义。《长物志》一书分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类，基本上就是在教人营造家居高雅的艺术环境和艺术氛围，包括室内尤其是书斋用品的购置、陈设和使用，教给人们什么是文人空间里应该拥有的物品，又如何雅致地、符合身份地使用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说，《长物志》很像是一本文人生活居家指南，它在写作之时就已经隐含了高雅文人趣味生活的教科书这一性质。因此，文震亨在成书之际广邀名士审定，其实也是为了传播和引导这种高雅情趣的艺术化生活方式。正如复社领袖张溥在为其同人编纂文集时采取的策略：“集中详列姓氏，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晚明书籍里大量可见在卷首称“参订姓氏”等信息，刊刻与成书相关的人员名单。[35]在其时出版业繁盛的江南地区，这种经由众多名士审定的文人居家生活趣味指南，很快便被普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长物”思想也随之而流播甚远，清初李渔所撰的《闲情偶寄》便可视为对这一风气的延续。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文震亨写作《长物志》并广邀名士审定之时，明王朝实际已处于岌岌可危之势，以闲居作为主要的生命样态，对于这些曾经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的文人来说，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而他们着力撰写的这类营造优雅品味的文人生活情趣指南，也在其一生的经历中显示出一种抚慰疗救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参见[明]文震亨原著、陈植校注、杨超伯校订：《长物志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2]参见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3]参见郑志良：《潘之恒生平考述》，《文献》2000年第9期。

[4]参见陶维明：《嘉定名士李流芳》，《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第2期。

[5]参见袁媛：《晚明小说家钱希言生平事迹考略》，《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6]参见韩慧：《晚明曲论家沈德符的成就及影响》，《兰台世界》2014年第18期。

[7]参见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410页。

[8]参见崔祖菁：《晚明书家赵宧光的身世考略》，《美术学报》2015年第1期。

[9]参见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653页。

[10]参见徐朱玫：《明代成都府进士信息考证》，《》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11]参见曹雪娟主编：《吴江名人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2]参见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08页。

[13]参见[明]顾苓撰：《塔影园集》卷一《武英殿中书舍人致仕文公行状》，见[明]文震孟等撰：《吴中小志续编》，扬州：广陵书社，2013年，第102~103页。

[14]参见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15]参见郑志良：《潘之恒家世考》，《艺术百家》2000年第3期。

[16]参见李晨：《李流芳生平交游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

[17]同注5。

[18][明]冯梦桢：《沈母王孺人墓志铭》，《快雪堂集》卷十五。

[19]同注8。

[20]参见黄霖主编：《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7页。

[21]参见俞为民：《潘之恒的戏曲表演论》，《江淮论坛》2016年第2期。

[22]参见袁媛：《钱希言<狯园>呈现的晚明小说圈》，《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

[23]参见林家豪：《沈德符史学思想探析——基于<万历野获编>的史料记载》，《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4]参见崔祖菁：《赵宧光“草篆”名实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3年第4期。

[25]参见黄霖：《“嘉定文派”散论》，《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5年第1期。

[26]参见李晨：《李流芳艺术创作简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

[27]参见吴承学著：《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页。

[28]见[明]李流芳撰：《檀园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见《檀园集》卷二。

[30]《长物志校注》，第10页。

[31]见[明]费元禄撰：《晁采馆清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第119页。

[32]同注13。

[33]同注13。

[34]见[明]文震亨撰：《文生小草》，明崇祯刻本，以下所引文震亨诗句均出自此书。

[35]参见[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原文载《新美术》201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