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席和筵席的区别(筵席)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一、简介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

一、简介

宴席和筵席的区别(筵席)

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为元、明、清历代所沿袭。经筵制度在清代持续时间很长。单就狭义的“经筵典礼”而言,顺治十四年(1657年)首开经筵,至咸丰十年(1860)最后一次举行经筵大典,持续二百余年。如就广义的“经筵制度”而言,从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起,至宣统三年(1911年)止,整个清代都存在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容的御前讲席。经筵制度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一项教育制度。

二、进讲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初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迨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始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遇寒暑则暂免。开经筵为朝廷盛典,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经筵的制度化,其用意在使帝王的讲学不致间断,以收持之以恒之效。明人十分注重经筵,视为讲学第一事,认为:“经筵一日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但是讲学一旦制度化后,便容易缺乏弹性而显僵化。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经筵,典礼隆重,遇上不喜学问的皇帝,或是幼主与老臣情不相浃,便思逃避,使进讲成为具文。明代君主常以圣躬违和或祁寒盛暑为由暂免经筵日讲。

每遇帝王怠惰弃学,百官总会上疏谏诤,认为“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坚持经筵不可一日稍废。事实上,经筵进讲,百僚侍班,实有深意,盖“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而自成”。其立论与汉儒置保傅的主张类似。而明代东宫制度废而不存,经筵日讲几乎成为儒臣接近皇帝,影响其行为、涵养其德性的唯一机会,自然受到特别的重视。例如明首辅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配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壬戌三月,擢(袁可立)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 经过一个月的大小经筵,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袁可立给天启帝留下很好的印象,不久,辽事方急,“上谓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袁可立遂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节镇山东登莱。

清袭明制,仍以经筵日讲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八岁践祚,更知黾勉学问。年十七八尤笃于学,尝因勤学过劳而咳血,犹不少辍。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请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康熙学识超迈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多得力于儒臣的进讲教授。 经筵日讲制的产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进君主品学的功用无可质疑。惟就师道而言,经筵制的进讲儒臣已无帝师之名,官秩又卑,实无尊严可言。

宋初,经筵讲读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岁幼龄即位,坐读不相闻,于是讲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请赐讲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礼官考议,诏太常礼院详定。韩维等主张应赐坐讲臣,使能敷畅经艺以明先王之道。

龚鼎臣等则以为今之讲臣不过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因众议不同,神宗问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书筵亦立。后赐王安石坐讲,安石不敢坐,立讲遂成故事。明代经筵仪注,皇帝御文华殿,廷臣均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礼。太子出阁讲学,侍讲侍读等官入见,亦行叩首礼。明代中叶以后君主多不好学,甚至有凌辱讲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诏开经筵,景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为恩典。君主待讲臣如此,讲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讲官若说书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与此不无干系。

三、扩展论述

1.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经筵的最终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是一种道德教育,但其结局基本上是失败的;

2.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和历代谏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驳制度、史官制度一样,是对皇权的制约,强调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

3.古代经筵制度是一种传统的礼仪制度,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经筵制度的思想根源是理学,经筵和理学休戚与共、共生共荣的现象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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