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这剧的确应该被禁（风筝这剧的确应该被禁播）

谍战剧一直以来都深受广大观众喜爱，2017年一部《风筝》横空出世，立刻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剧中主人公军统六哥郑耀先以狡黠机智心狠手辣闻名，我党同志对其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可谁又能想到，这个被戴笠视为左膀右臂的军统六哥，竟然是我党打入军统内部的一名地下党员，代号风筝。

剧中郑耀先紧守心中信仰，为我党取得了无数重要情报。

解放后为了挖出潜伏在我党内部的间谍影子，将军统留下的特务一网打尽，郑耀先并没有选择恢复身份，而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继续为我党工作。

期间，郑耀先受尽白眼和不公待遇，但他始终紧守初心，一往无前，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对郑耀先的所作所为，人们十分敬佩，但多数人认为，这不过是一部电视剧而已，现实中怎会有如此夸张？

但事实上，郑耀先这个人物并不是凭空虚构的，其原型叫做范纪曼，潜伏在军统19年，甚至做过毛人凤的顶头上司。

范纪曼出生于1906年，四川人，他生长在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到了上学的年龄，却没学可上，只能在家中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

生活在动乱年代的范纪曼，自然对当下的生活非常不满，他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不想庸庸碌碌地过一辈子，怀揣着远大的抱负，1925年，19岁的范纪曼离开了家乡，到武汉报考了黄埔军校。

在这里，他经历了北伐军攻克武汉的光辉时刻，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感召，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战斗中，范纪曼因受伤不得不离开军队，从此，他走上了另一条战斗之路。

1930，在五卅纪念日当天，范纪曼到上海参加会议，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被警察抓进了监狱，好在他意志坚定，受尽酷刑一言不发，没让敌人获得实质性的证据，后来在朋友的周旋下得以释放。

虽然范纪曼平安出狱了，但在敌人面前露过脸的他，显然已经无法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无奈之下，只能与女友彭雅萝一起来到了北平。

而由于之前的被捕，党组织为了安全起见，已经断掉了跟他的联系，范纪曼只得一边求学一边想办法找寻组织。

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后，范纪曼终于通过一位叫做薛迅的女同学与北平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只不过由于上海的党组织破坏严重，关于范纪曼之前的工作根本无法证实，他的组织关系短时间内也很难转到北平，所以需要他耐心的等待。

对此，范纪曼表示理解，并提出请求“组织关系的调动我可以等，但是我想马上开始工作。”

北平的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从此他就开始一边求学，一边秘密为北平党组织工作。

在这段时间，范纪曼工作得非常出色，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北平党组织的认可，不断得到重用。

与此同时，他还考入了北平大学的艺术学院，写了不少的喜剧和诗歌，后来他又进入法学院和经济学院进行学习，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多方面的人才。

这天，一个陌生人找上了范纪曼，告诉他曹策被捕，请他务必设法营救。

听到这个消息，范纪曼大惊失色，因为他跟曹策非常熟悉，不仅仅因为两个人是同乡，还因为曹策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党内的一名重要干部。

当下，范纪曼不敢怠慢，赶忙询问了来人曹策的具体情况。

原来曹策被军阀抓进了北平的草岚子胡同监狱，不过现在反动还没有查清他的具体身份，范纪曼知道，自己的行动必须要快，一旦敌人得知曹策是天津党组织的重要干部，想要救他出来恐怕就难如登天了。

问题是找谁才能有这样的本事，能在奉系军阀的大牢中把人给捞出来呢？说来也巧，范纪曼在黄埔军校训练时的同学陈恭澍，此时正在北平。

这个人的背景可不简单，他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高层领导，在北平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有他出手，救出曹策不过是小事一桩。

范纪曼登门拜访陈恭澍时，陈恭澍表现得十分热情。

一顿寒暄后，范纪曼对他说道：“恭澍兄，不瞒你说，我这次来是有事相求呀。”

陈恭澍微微一笑，豪爽地说道：“我就知道你范纪曼不是来看我这个老同学的，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能帮忙的我一定义不容辞。”

“那我就先谢过恭澍兄了。”范纪曼感激涕零地说道：“是这样，我有一个远房表哥姓曹，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抓到了草岚子胡同。我这个表哥老实本分，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恭澍兄在北平手眼通天，还烦请出手相助，事成之后兄弟必有重谢。”

陈恭澍听后点了点头道：“贤弟放心，这不是什么大事，我在北平还略有些薄面，只要你表哥犯的不是什么大事我一定把他给你捞出来就是了。至于什么重谢就不必了，本来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凭借咱们的关系用不着这么见外。”

见陈恭澍答应得这么痛快，范纪曼也是大感意外，虽说两人是黄埔时期的同学，但毕业后也没有什么联系，按道理说，陈恭澍不应该这样热情才对。

范纪曼感觉陈恭澍必然另有所图，只是不管怎么说，陈恭澍答应救人终究是一件好事，范纪曼对陈恭澍自然是一番千恩万谢，随后便告辞离开了。

范纪曼不知道的是，在他离开之后，陈恭澍原本热情的笑容瞬间收敛，紧盯着他离去的背影，嘴角挂上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范纪曼猜的没错，陈恭澍和他的交情，远远到不了这种程度，而陈恭澍之所以表现的如此反常，是因为现下有件要紧的任务，需要范纪曼的帮忙。

原来就在几天前，陈恭澍手下的间谍从美国公使那里搞到了一份机密文件，可是在这份文件上，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陈恭澍的手下又没有懂英文的人，看着到手的机密文件，却搞不清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这几天他正为这件事发愁呢！

今天听手下说范纪曼来拜访他，陈恭澍立刻就来了精神，因为他知道这位老同学博学多才，英文也是好的不得了，只要他肯帮忙，翻译文件这件事那就算是妥了。

当他听范纪曼说有事相求的时候，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呀，既然你有求于我，那我拜托你点儿事情，你总不能不帮忙吧。

当然，这些事情，已经离开的范纪曼还全然不知。

他满心欢喜地告辞而去，想着不久后，曹策就能获释出狱，心下长长地舒了口气，不过事情并不像范纪曼想象的那般顺利，一连过了几天，他也没有收到曹策出狱的消息。

这下范纪曼心里有些沉不住气了，难道陈恭澍那边是阳奉阴违？怀着交集的心情，范纪曼再次找到了陈恭澍。

陈恭澍依然热情如故，只是在得知范纪曼的来意后，显得很是为难，东拉西扯说了很多自己的难处，总之一句话，曹策不好救。

此时，细心的范纪曼已经猜出了陈恭澍的想法，他说的这些只不过是借口罢了，如果真的不好救，上次陈恭澍绝对不会答应得如此痛快。

看来这陈恭澍是要跟我提条件呀，想到此处，范纪曼决定主动出击，于是开门见山地说道：“恭澍兄就直说吧，想要救出曹策究竟有什么条件？”

陈恭澍见范纪曼如此直接，颇有些意外，沉默了一会儿，才略带几分尴尬地说道：“既然如此我也就直说了，实不相瞒，我手里几份英文资料烦请老弟给翻译一下，至于救你表哥的事咱们好说。”

对于翻译英文资料这种事，范纪曼当然是手到擒来，所以也没多做考虑就答应了下来。

等到陈恭澍将所谓的英文资料交到他手里的时候，范纪曼才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是关于国民党和日本的机密情报。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此情报不但对陈恭澍有用，对我党也非常重要，于是范纪曼非常仔细地将这份材料翻译了过来，当然，在交给陈恭澍的同时，也给党组织备份了一份。

反复检查之后，陈恭澍对范纪曼交的这份作业相当满意，微笑着说：“范老弟果然不同凡响，这次我可要好好谢谢你了。”

范纪曼摆了摆手说：“恭澍兄客气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只要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就好。”

“一定，一定，范老弟回去静候佳音就是了。”

回去之后，范纪曼心里并不踏实，他也不知道这个陈恭澍会不会信守承诺，直到几天后，曹策被释放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范纪曼才彻底放下心来。

另一边，范纪曼得到这份情报后，就开始跟北平党组织进行联系，他托薛迅带话说自己要见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

开始党组织对他还是有些疑虑的，毕竟他的关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证实，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冒然与之见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可范纪曼一再强调，自己手里有一份重要情报必须当面交给上级领导，为了取得这份重要情报，最终北平特科重要成员冀丕扬决定冒险与范纪曼见面。

当范纪曼将这份情报交到冀丕扬手中时，冀丕扬顿觉如获至宝。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陈恭澍又多次找范纪曼帮忙翻译文件，范纪曼对此来之不拒，当然照例都会交给党组织一份。

范纪曼提供的这些情报，让党中央掌握了许多日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在斗争中占据了很大优势。

不久后，中共北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重要成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获，其中就包括与范纪曼见过面的冀丕扬。

范纪曼给共产党传送过情报的事自然也就曝了光，陈恭澍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下令将范纪曼抓了起来。

幸好他的女朋友彭雅萝四处奔走，找到了范纪曼多位黄埔同学做保，他才得以平安出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范纪曼跟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高层有了接触。

后来，范纪曼在刘逸樵的领导下继续在北平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负责的是情报分析，也就是报纸报道的大量消息中，找到线索拼凑出对党组织有用的信息，范纪曼的工作非常出色，很快就得到了刘逸樵的重用。

1937年，日军全面占领上海，早已奉命到此工作的范纪曼满心不舍地送走了女友彭雅萝，从此只剩一人在上海孤军奋战。

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范纪曼仍然坚持工作，为党中央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1年9月的一天，范纪曼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到法租界转移一部秘密电台。

这部电台对我党至关重要，它是上海地下党与党中央进行联系的唯一途径，一旦电台落入敌人手中，党中央将无法获得上海的消息。

知道情况紧急，范纪曼一秒钟也不敢耽搁，他马上坐车赶到了电台的藏密地点，将其藏入纸箱之内。

当他抱着电台走出去的时候，正好跟前来搜查的日本兵擦肩而过，就这样，范纪曼面不改色地将电台从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带了出来。

1943年，许久未见的陈恭澍突然出现在范纪曼面前，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陈恭澍这次现身并不是为了抓他，而是前来招募，希望范纪曼能为国民党工作，搜集日本人的情报。

范纪曼本能地就想拒绝，不过灵光一闪间，他突然想到，如果能借助这个契机，混入国民党情报机关，对于我党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他借口事关重大，需要考虑考虑，打发走了陈恭澍。

转过头来，范纪曼就把这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上级。

上级领导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为范纪曼的想法可行，于是就批准了他的计划。

从这天起，范纪曼就成了一名双面间谍，明面上为国民党搜集日本人的情报，暗地里却将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情报全都传递给共产党。

范纪曼这边一切顺利，不过他曾经转移的那部电台却出了问题，日本人顺藤摸瓜也查到了他的头上。

进了日本人的监狱，想全须全影的出来可就难了，幸亏他还有另外的一层身份，陈恭澍还以为范纪曼是为了给国民党搞情报才被抓的，于是就出手把他救了出来。

1945年8月，日本已经战败，国民党军队即将进驻上海，可是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还关押着两名我党的重要人物，必须在国民党到达之前，将他们救出监狱，否则两人必死无疑。

接到救人的命令，范纪曼一筹莫展，虽说日本人已经投降，但凭借上海地下党的实力，想从防守严密的监狱里救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这时，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多年的同志来到了上海，他的到来给营救任务带来了转机。

某日，提篮桥监狱狱长沈冠三正在办公室喝酒，忽听手下来报，有两个重庆来的军官指名点姓的要见他。

听说来人是重庆的，沈冠三可不敢怠慢，毕竟上海马上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了。

等见到来人，沈冠三大吃一惊，原来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正是到上海给国民党打前站的李时雨，这在沈冠三看来，已经是自己得罪不起的存在了。

另一位更不得了，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嚣张作派，关键是李时雨对他似乎是非常尊敬。

沈冠三也没有多想，赶忙点头哈腰地迎了上来。

没想到还没说话，就被跟李时雨一起来的军官给臭骂了一顿，说他擅自行动，抓错了人，沈冠三也不敢反驳，一个劲地认错，赶快带着军官到监狱里找人。

这位军官正是乔装改扮的范纪曼，而李时雨，就是那位在国民党中潜伏多年的同志。

只可惜遍寻整个监狱，他们也就找到了一位同志，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来晚了一步，另一位同志已经被日本人带走。

就这样，范、李二人带着这位同志，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

1946年，范纪曼经人介绍结识了陈诚，他的博学就得到了陈诚的青睐。

再加上他有过黄埔军校的经历，陈诚对他更是高看一眼，没过多长时间，范纪曼军衔就开始像坐了火箭一样蹭蹭地往上升，最后官至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到了这个位置，已经是妥妥地国民党高官了，搞起情报来更是轻而易举，甚至连蒋介石企图退守台湾这样的绝密情报，也是他传递出来的。

可以说，范纪曼在国民党混的是如鱼得水，陈恭澍还多次邀请他共赴台湾，以图将来。

当然，人不可能一辈子一直幸运，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范纪曼也遭到了国民党的怀疑，陈恭澍命令手下将他抓到了监狱。

对于监狱这个地方，范纪曼已经非常熟悉了，毕竟进来不是一两次了。

由于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在监狱里也没有什么人敢对他用刑，所以直到最后，关于他通共之事，国民党也没有得到实际证据，只是本着宁杀错莫放过的原则，毛人凤还是在他的名字上画上了一个圆圈。

收到这个消息，范纪曼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越狱，否则很快就要吃枪子儿了。

就在某天凌晨，范纪曼装作腹痛难忍，在守卫去找医生之时，他借助偷来的木板翻出了监狱的围墙，得以逃出生天。

范纪曼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由于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落实，他的老领导又失踪了，所以很难恢复党籍。

就这样范纪曼一等就是35年，1984年12月30日，已经80岁高龄的范纪曼终于恢复了党籍，实现了心中最大的夙愿。